再看“收入”：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农转非大学生，为61009元;其次是城市大学生，为56616元;未转非大学生的收入均值是43061元。在非大学生群体内部，“农转非”也将提升农村背景的城市劳动力的职业生涯机遇。

　　如果你是一名农村大学生，是否仍然坚信：凭借自身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一项基于农村大学生职业生涯机遇的调研报告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相较于近几年呼声颇高的“阶层板结化”“读书无用论”，这一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家边燕杰教授主持的调研报告，带来的消息“令人振奋”。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来说，能够进入党政机关和国企工作的机会是相同的，同时，二者拥有同样机会从事精英职业，经济收入水平不相上下。甚至，农转非大学生从事专业精英的机会，还要高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大学生的未来，也可以是一场“欢乐颂”。农村大学生命运如何转承“我们所关注的农村大学生，是我国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户籍制度的社会分层后果、检验高等教育有效性的关键群体。”边燕杰告诉记者。

　　如果由于户籍制度制约，毕业后的农村大学生在城市中求职难，不得不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工作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大学生，这不但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户籍身份歧视，而且严重浪费了高等教育投资。反之，如果他们的职业生涯机遇与城市大学生“等同”，户籍身份歧视只存在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就说明高等教育资源没有被浪费，大学学位是农村青年抛离户籍身份歧视的关键社会标识。

　　借助最近的热播剧《欢乐颂》，西安交大的微信公号对这一题为《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的调研成果作出阐释：《欢乐颂》揭开了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大浪淘沙般的都市里，农村大学生的命运如何起承转合?这一课题意图从社会实证角度进行分析验证。农转非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拥有的职业机遇几乎相同调研的目标样本全部来自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

　　根据影响人们职业生涯的3个直接因素——“出生地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身份为城市还是农村”“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随机抽取的劳动力样本被划分为六大群体：前3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城市大学生、农转非大学生、未转非大学生;后3个尚未接受高等教育，包括一般城市劳动力、农转非劳动力、进城农民工。

　　调研借助《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六大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农转非机会、就业机遇、收入水平等。经过对一系列数据的分析验证，调查结果出炉：从“单位性质”看：进入党政机关，比例最高的是农转非大学生，为15.19%;其次是城市大学生，占10.52%。进入国有企业，比例最高的依然是农转非大学生，为48.75%;其次是城市大学生，占45.41%。而未转非大学生却没有同等机遇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而是以67.61%的比例集中在私营企业。从“职业类别”看：成为管理精英，城市大学生比例为21.58%，农转非大学生为20.63%，两者十分接近。成为专业精英，农转非大学生比例为55.61%，城市大学生为45.63%。未转非大学生，成为管理和专业精英的比例分别为27.4%和23.29%。而三类非大学生群体，主要从事非精英职业。再看“收入”：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农转非大学生，为61009元;其次是城市大学生，为56616元;未转非大学生的收入均值是43061元。在3个非大学生群体中，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农转非劳动力，为26715元，进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20236元。“可以看到，对农转非大学生而言，与城市大学生拥有的职业机遇几乎相同。”边燕杰说，无论是进入党政机关和国企，还是经济收入水平，或是从事精英职业，机会都趋同。

　　同时，由于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农村家庭会较多考虑、倾向选择利于就业的“技能型”，这使农转非大学生成为专业精英的机会，还要高于城市大学生。

　　调查同时显示，即使获得了大学文凭，如果没有实现农转非，农村户籍身份也会成为职业生涯机遇的“绊脚石”，大大降低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单位地位、职业地位、收入水平都比城市大学生低。此外，在非大学生群体内部，“农转非”也将提升农村背景的城市劳动力的职业生涯机遇。在面临职业机会时，农转非劳动力明显优于进城农民工。

　　知识，能否真的改变命运“近年来，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来自底层背景的农村学生、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学生，能够升入‘985’‘211’院校的人数比例在相对减少。”边燕杰告诉记者，与之相对，能够进入这些一流院校的城市学生、东部地区学生则越来越多。“基于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正是通过综合调查的方式，用大数据来廓清误导，说明‘上大学还是有用的’。”肖阳说。

　　那么，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在非大学生群体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获取资源和就业机会，但是户籍制度塑造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或许也是社会上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的原因。”边燕杰认为。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虽然‘一元化’的户口制度改革，不一定解决城乡不平等问题，但至少为这一社会目标提供了可能性。”边燕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