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各地对困难残疾人额外生活支出和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支出给予补助，中央财政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予以支持。这项政策，为广大困难残疾人带来了福音。

　　残疾人的经济保障亟待完善，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的问题也需引起关注。在走出家门、交友、组建家庭方面他们还有哪些困难?如何让他们走出孤独，充分体会到被尊重、理解与关爱?本期“民生视线”，我们继续带您走近这一群体。

　　盲人独自出行堪比一场大冒险

　　无障碍设施远远不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去看看，首先得走出家门，但对有些残疾人来说，这件事困难重重。

　　“楼下的斜坡是经物业同意后，我家自己花钱修的。”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蕾说，她的奶奶双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家里花了几千块钱在楼梯口修了斜坡。

　　小蕾表示，她家的居民楼有些年头了。“这种老旧居民楼基本上都没有无障碍设施，也很难让业主统一出钱修，最终只能自个家掏钱。”据悉，2012 年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要求城镇新建居住建筑、居住区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然而此前修建的老旧小区往往缺少无障碍设施。

　　走出了家门，还得走出社区。

　　“孙爷爷，您常出门逛逛吗?”记者问。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孙大爷早年因意外造成下肢残疾，现在每天骑代步三轮车活动，不愿出远门。“不会去太远的地方，最多骑代步车接送孙子上下学。出趟门，又得抱又得扛，太不方便，儿子、儿媳妇都得上班，不想麻烦他们。”孙大爷说。

　　为什么孙大爷出趟门需要他人又抱又扛呢?

　　以公交车为例，为方便残疾人出行，北京市配备了低地板公交车，对非低地板的公交车配备了斜坡板。然而“要用这个板子的话，必须搭在路牙上。如果没有路牙可搭，还是只能采用抱的方式，先把轮椅抬上来，再把人抱上来。”9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小孙指着车门前的斜坡板对记者说，残疾人很难独自上车，斜坡板一年可能也用不上几次。记者发现，一些公交车上用作固定轮椅的安全带已经损坏。

　　而对于北京朝阳区盲人程阿姨来说，独自出行堪比一场大冒险。每天下午4点，她准时到甜水园街某小区的盲人按摩店工作。程阿姨扯着旁边按摩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都是她陪着我来，我扶着她走路，自己也用杆子探一探。”

　　虽然北京市的人行步道均设置了盲道，但盲道常常被电线杆和绿化树木所阻碍，拐弯多。街上各种车辆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的情形也随处可见。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盲道尤其是部分老旧地铁站的盲道已磨损严重。

　　“对于我们来说，独自过马路几乎不可能。”程阿姨说，大多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均未配备过街音响装置，没有语音提示，盲人无法独自过马路。

　　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对盲人来说同样很困难：大多数公交汽车未安装到站提示的外置音响，仅靠售票员报站;地铁站每个出入口及电梯处虽都有语音呼叫设备，但大部分时候盲人还须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才能顺利乘车。好消息是5月1日起，导盲犬终于获准陪伴盲人上地铁了。

　　“可以说，我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无障碍设施运行管理的配套制度建设却没有跟上。”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建飞说，“以占用盲道为例，相关部门没有负起监管责任，无监管无处罚，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无障碍设施无法发挥作用。无障碍设施硬件不足，管理上有‘软肋’，让‘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自信地融入社会’大打折扣。”

　　户籍制约严重影响残疾人就业和福利

　　呼唤更多政策绿色通道

　　对残疾人来说，真正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安心地工作、生活在他乡，还亟须政策支持。

　　“目前，残疾人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办理，残疾人福利政策又与残疾人证挂钩，我国的残疾人大多只能享受户籍所在地的福利。”非政府组织国际助残项目经理孙鹤说。

　　例如，某位残疾人是因工伤致残的，他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残疾证，才能享受低保等福利。如果这位残障人想去别的地区再就业的话，就可能无法享有这些福利。

　　“我是湖北人，在北京上大学，但留在北京就业享受不了政策优待。按照规定，企业招聘残疾人可享受岗位补贴，一般签1年以上合同的，每年补贴 5000元;签终身制合同，每年补贴7000元。可招聘我们这种非京籍学生，企业却无法享受补贴。” 身患四级肢体残疾，无奈选择回家乡工作的吴小姐对记者抱怨。

　　更有甚者，在有些省份，企业如果招聘非本地残疾人，将不被纳入残疾人就业比例，企业仍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而降低了企业招聘非本地残疾人的热情。

　　“原本企业招聘残疾人可以享受政策优惠，但招聘外地残疾人却没有办法获得这些优惠，这个规定其实严重阻碍了残疾人在其它地区就业。”孙鹤说。

　　儿童康复福利也存在这个问题，孙鹤举例，假如一对在外打工的夫妇，他们的孩子为自闭症儿童，在大部分省份这个家庭无法享受政府给予的0—6岁自闭症儿童免费康复训练服务。“家长只能自己承担费用，或搬回户籍所在地。”

　　“消除残疾人福利的户籍约束离不开户籍制度的改革。”黎建飞认为，残疾人问题不是一个割裂的议题，它涉及教育、医疗、康复、城市建设、就业、计生方方面面，需与国家的整体改革配套进行。

　　此外，残疾证的申办本身也是个门槛。目前，残疾人须亲自上残联才能办理残疾证，虽然对于重度残障人士，有些地区的残联已经简化了程序，提供上门办理服务，但在大多数地方，仍要求残疾人亲自前往办理各种证明。今年6月，媒体报道武汉市交警要求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的七旬老人出示医院开具的残疾人证明。老人腿脚明显残疾，但这位交警仍然不依不饶，扣押了小车。

　　“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得到特殊照顾，能从‘绿色通道’放行。现在社会各领域都在开展简政放权、便民服务。我们希望对残疾人这方面的力度能更大些。”孙鹤说。

　　公共服务、学校教育要倡导融合

　　杜绝人为制造“心理隔离”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享受同等的社交生活更为重要。

　　聊起大学生活，患有小儿麻痹症，现开着一家麻将馆的唐跃君说，“我读书那会儿社团活动还不是很流行，我也没去参加什么活动，毕竟身体活动都不方便，很多事情还要别人帮忙，太麻烦。”

　　“我参加过一两个社团，大家挺照顾我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不方便，有些活动也就懒得去了。”目前在一个残疾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罗先生说。

　　“怕给别人添麻烦、怕被人看不起的自卑心理是许多残疾人自动将自己与健全人隔离开来、不主动融入社会的原因之一。”黎建飞总结说。

　　孙鹤也持相同观点，“残障人士面临的最大心理障碍就是不自信，把自己与健全人区别看待，从而不愿意走出去，和其他人交往。这造成了残障人士处于封闭状态，无法参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很多组织、机构没有为接纳残疾人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很少有婚介所、健身俱乐部、读书沙龙等面向残疾人开展服务。残疾人大多自己扎堆，固定在一个小圈子内。

　　这种不自信心理同样体现在残疾人婚姻问题上，“要是我真找了个健全人结婚，她父母肯定有意见，会觉得自家女儿完完整整的不该找个残疾人，有这些想法其实也怪不得他们，与残疾人组建家庭要付出更多，这是事实。”罗先生说。

　　“很多残疾人具有一技之长，生活可以自理，经济上也完全自立，如果跟健全人组建家庭，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照顾。不过现实中，大部分残障人员基本上还是跟残障人员组建家庭。” 孙鹤认为，残疾人与健全人这种隔离心理其实是从小建立起来的。“以上学为例，除了一些轻度的肢体残障和非常少的轻度智障人士，其他大部分残疾人都是在特殊教育学校上学的。一个非残障的孩子如果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他可能很少见到残疾人，等到有一天他上班或参加活动时，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残疾人，他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同样的，残疾人从小在特殊教育学校上学，处于封闭的圈子，也没能学会和普通人打交道，对社会存在恐惧感。”

　　“所以我们倡导融合教育，让孩子们从能接触到的时候就在一起。”孙鹤说，“普通学校的孩子如果能够多接触到残疾人小朋友，他们能目睹这些人的成长，体会他们的艰辛，钦佩他们的自强自立，增加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和认同，也懂得用适当的方式相处。而对于残疾人小朋友，让他们在健全人的社会里成长，可以消除他们对社会的恐惧，并且增加很多立足社会、获得成功的机会。”孙鹤认为，目前国内对残疾人实施专业学校的特殊教育，增加他们的生存技能，但却忽略了心理建设，人为地在残疾人和健全人成长过程中制造“隔离”。“普通学校接收残疾人，首先要提供良好的无障碍环境，这是一个支持系统，但目前这个支持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