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巴达维亚工业中心在美国纽约州诞生。1987年，中国首家孵化器在湖北省创立，如今，这家名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孵化器已走过28年历程。

　　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概念，在2015年迎来了超级大爆炸——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数据对比很夸张。某种程度上，孵化器热潮，为众多创业者和团队提供了各类价值级别的创业服务，也孕育出了一些创业明星，极大降低了创业成本。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疯狂扩张也让各类孵化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创业服务资源同质化、服务效率低下、投入成本高等问题更加突出。即便在北京，中国式孵化器——无论官办还是民营，也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孵化器发展经营之路。

　　更值得思考的是，创业者是否真需要这么多的孵化器?是否真的满足了他们需求?我们希望，通过本期的深度摸底报道和孵化器地图样本，为国内的孵化器从业者带来一些借鉴思考。

　　争抢创业者

　　发展迅猛的孵化器正昂首阔步向三四线城市进军，多个省市不断上马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的孵化器或孵化基地，更多的创业者也把创办孵化器作为创业者新方向。

　　刘虹妤，原《21世纪经济报道》市场中心公关总监，2015年年初辞职，并于9月创办超维星球孵化器，为3D产业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资源对接。

　　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她目睹着身边越来越的人，头衔之上多了另外一个身份：某某孵化器创始人或合伙人。“同事王晶，去了长城会旗下一家机器人咖啡馆的孵化器;报社财务总监也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做财务、法律引导的孵化器⋯⋯”

　　天使AC加速器CEO徐勇对此也感受颇深，他去美国出差，在丹佛郊区一个很小的小镇上路边碰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华人老太太听说他来自中国，就问他是不是做孵化器的，因为“来的每个中国人都说要做孵化器”。他回到北京，与一个朋友约好见面，结果朋友临时爽约，因为一个开夜总会的老总要转型做孵化器，要他的朋友陪着考察中关村的孵化器。

　　“我要辞职出来创业，做一个纯民营的孵化器。”2015年6月底，“80后”卢宇翔告诉前来调研的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主要领导。彼时，他还在负责运营四川全省，乃至西部最大的互联网专业孵化器——创业场。

　　那时的成都市，刚刚提出“创业之城”口号，青蓉汇、众创空间联盟等10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卢宇翔和前同事、同为“80后”的李欣和杜婷婷一拍即合：“很多孵化园，看起来企业装得满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每一家公司每一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们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孵化占股与导师制”为核心的新型孵化器。到了2015年12月初，在成都市南门某电影院3号厅，卢宇翔的“NEXT”迎来了诞生199天的重要时刻——孵化器里8个创业项目路演的VCR。站在电影院门口，卢宇翔满面笑容地握住每位来宾的手，希望对方多提意见，“更希望对方入驻他的园区”。

　　“办一个创业孵化器”，这是很多人的时尚说法。江苏无锡的顾建伟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10月20日之前，顾建伟还是无锡北塘区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这一天之后，他“四十不惑，想换个活法，重新开始”，短短两个月中，他创办并担任总经理的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已开创了两个“众创空间”，还有2个正在筹划。

　　疯狂的还有各地政府机构。翁士瀚，Platform88 联合创始人，他对此的经历是：“我最近和中国某城市的当地官员吃饭，席间得知他们正在建立各种孵化器，按城区来建!他们似乎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找工作，全都到孵化机构来。”

　　数量太多，大家都吃不饱

　　根据科技部定义，创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但现实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来的创业潮刺激，进入孵化器产业已成为各行业投资新方向——哪怕它和科技并无任何关系。

　　比如闻风而动房地产商。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定位于创业加速器;潘石屹推出SOHO 3Q，绿地控股推出创业工坊，从创客到you+再到超级蜂巢，一处处一栋栋为创业者而搭建的社区正在崛地而起。

　　“孵化器数量已远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孵化器、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深圳硬蛋科技副总裁刘宏姣说。

　　这造成了大多数孵化器都“吃不饱”。以深圳为例，2015年深圳创业者有1万余人，孵化器却有一百多家，每家可容纳创业者上千人，但平均到每家的创业者数量只有100人左右。

　　来自彭博社数据的显示，“自2010年来，中国初创企业数量每年以将近100%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达到161万家”“这一速度全球称冠，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英国的两倍，也远远高于美国”。目前，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每分钟诞生8家企业，这是今年前三季度创业的中国速度;拉动GDP增速约0.5个百分点，这是前三季度创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尽管如此，但随着孵化器越来越多，还是感觉创业者都不够用了。”一位投资人感叹，尽管现在创业者众多，但拥有资金的平台、投资人也不少，而优质项目就那么多，如何吸引这些项目来自家孵化，已经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了。

　　一位观察人士也说，目前，不少省市出现了以孵化器或企业总部基地等为代表的工业地产项目。一些入驻企业迅速将房产作为投资品转手售卖，导致许多总部基地空置率上升，有的孵化器甚至被称作“鬼城”。

　　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一位投资人说，他注意到很多创业者频繁转战各个孵化器之间。创业者从A机构运营6个月，之后到B机构运营6个月，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取更多门路和关系网。

　　在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孵化器内部人士对此一肚子苦水：他好不容易招了一家优质硬件智能创业公司回来，租金、水电几乎全免，只需要股权投资。本来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结果创业公司第二天就抬价了，最后双方闹掰。

　　一窝蜂上马背后，有着典型的中国特色历史原因。

　　目前，国内孵化器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由政府或非盈利团体主办;其二由大学主办;其三是私营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主办;其四是由政府或基金会等非盈利团体出资、私人经营的复合型孵化器，各主办方分别获得各自利益。

　　相关数据表明，在2015年之前，国内七成左右的孵化器有着官方背景。这类国家队孵化器通常是对外招商引资的渠道，以引入税源和解决就业为目标导向。“名曰孵化器，本质是地产”。

　　同质化严重，生存是个大问题

　　创业热潮褪去之后，孵化器就会死一大片。

　　不过，这种创新型转型还道路漫长，其效果也有待检验。过去1年中，36氪空间CEO田智勇跑到全国20多个城市做市场调研，他发现一个问题，除了创业者常挂在嘴上的“北上广深杭”之外，其他城市的创业配套服务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同质化、空心化现象严重。

　　“孵化器现在是一哄而上的非理性发展，很多根本经不起适者生存的残酷考验。”刘虹妤就认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创业热潮褪去之后，孵化器死一大片。

　　如何生存是个大问题。“对所有民营自主孵化器而言，生存都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多位孵化器内部人士说。

　　有业内人士估计，在全国多达数千家的企业孵化器中，高达九成孵化器正面临着生存压力。

　　目前，一个孵化器的盈利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商业地产租金收入模式，第二种是孵化器有多种业务，商业地产业务不赚钱甚至亏钱，但用如投资等其他业务进行收益，比如入股创业公司，实现孵化器整体性的盈利。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第二种方式需要二次转移支付。

　　从创新转型、美国以色列先进经验等角度看，第二种方式是必须走的道路。这并不容易。“孵化器必须挣钱，不挣钱我们就不做。”在一次董事会上，顾建伟向股东们讲述了自己的野心：打算将“孵化器的运营服务”打包成产品，卖给全国的孵化器;也打算做股权众筹平台，还要做私募基金……但是，这些在北京创业咖啡馆里每天让人听出茧子的创意，在江苏无锡却显得水土不服甚至难以理解。

　　创新转型路崎岖，首先必须要生存。因此最终的结果是，疯狂扩张的孵化器，最后越来越多的沦为收租金的“物业公司”。相关数据显示，有41%的孵化器，其收入结构总体上仍然以房租收入为主。

　　在南京建邺区，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房子还没完全建好，就已经全部出租了。租户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一些商贸流通、生产制造企业，初创科技企业数量少之又少。

　　而很多做孵化器的天使投资人，则逐渐热衷于政府补贴、资金申请、炒作地产项目，或者干脆转型VC融快钱，“真正能为创业者创造价值的，可能没有几家。”

　　创业者，不仅需要代办工商税务

　　对绝大多数初创企业来说，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想要的孵化器的功能是什么?为企业诊断问题、规划财务，还是参加各种路演演讲?

　　“2015年7月回东莞创业，花了两个月时间走访东莞多个孵化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多个孵化器坦言没有专门的对接团队，不少是一人包办，而且过多纠结形象问题，感觉项目的成功偶发性更多一点，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一位来自东莞的创业者说，目前一些创业项目或缺少提炼，或有潜力但很凌乱，或者有的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各种不同情况，都应该有不同丰富经验的人专门应对。

　　而各大孵化器引以为豪的“导师制”、“路演制”也渐渐让不少创业者反感。

　　“曾经一个月参加6到7次路演。”一位入驻孵化器的创业者表示，路演是需要的，可以有曝光、有针对性的跟进项目、接触投资人等，但“真正专业的投资人很少，或者他们不是对我这一个项目所属领域了解的人，因此他们不能给出十分有价值的意见。路演耗费的精力太大，反而没有时间去研发产品。”

　　不少创业者表示，初期创业真的很难，时间宝贵，资源少，应该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产品研发上，但很多时候入驻孵化器后成为其对外宣传的招牌，“应由创业者决定是否出席这一类宣传的、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一位不具名的创业者表示。“至于挂在墙上的导师，一是从来没有来过，二是即便来演讲了一次，对我们又有多大作用?”

　　此外，目前不少孵化器在工商、税务方面代办方面确实逐渐配套完善。但在法律、股权等事关企业未来生死的基础论坛方面则很少，“少有机构能够真正沉下心来帮助创业者。”多位创业者无奈的说。

　　总体来讲，孵化器是好事，但是不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孵化器最多的国家，不要遍地都是孵化器。——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人、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创业孵化器全国重点城市样本地图

　　北京：北京是国内创业者最多，孵化器最多的城市。仅仅在中关村大街上，已经有世界一流的创业孵化服务机构近百家：车库咖啡、3W咖啡、Binggo咖啡、飞马旅、36氪、言几又、创业家、联想之星、天使汇、JD+智能奶茶馆……

　　北京孕育出的明星企业也最多，相关数据显示从孵化器的企业有43家已在境内外上市。不过，可能是临近年末，也可能是和资本寒冬有些关系，整条街的人气并不如以前那么爆棚。路边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也都没什么人。一家名为“66号成长屋”的店面里，负责人正在沙发上打瞌睡。36氪氪空间ceo田智勇也表示，尽管资本寒冬，但在他看来，对孵化器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少了很多不靠谱的创业者，让他们提前离场。

　　深圳：2015年6月，深圳市出台《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从2015年开始，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及新增创客3万人。不过，“大干快上”之下，深圳的创客孵化器已出现相对过剩的苗头。2015年深圳创客有1万余人，孵化器却有一百多家，平均到每家的创客数量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数孵化器根本“吃不饱”。

　　上海：根据国内首个办公空间短租平台“马上办公”发布的《上海孵化器白皮书2015》。《白皮书》显示，张江、五角场和浦江镇是上海孵化器最为密集的区域。孵化器的资本背景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包括知名IT企业、新型创业组织、新媒体在内的民营孵化器发展迅速，占据57%的市场比例;租金价格的统计结果显示，15%的孵化器提供免租场地，80%的孵化器租金价格在1000元/工位/月以下。此外根据上海科委的数据，上海截至2015年6月有创业苗圃71家、市级孵化器107家、加速器13个。

　　广州：根据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3年，广州仅有66家孵化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广州迎来了一次孵化器的喷发式增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里，创新谷、创客街、YOU+社区、一起开工社区、中大创新谷、万科云创空间、黑马、瞪羚咖啡、伯乐咖啡等近百家不同模式、不同形态的众创空间，集体涌现。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增速最快，已经成为广州孵化器发展的中坚力量。

　　杭州：杭州有传媒梦工场、福地创业园、迭代创空间、恒生科技园、云栖小镇、浙大科技园等数十家知名孵化器，已涌现蘑菇街、挖财、51信用卡、铜板街等明星企业。其中最知名的是位于西斗门路9号的福地创业园，“福地系”目前已有1.0、2.0、3.0三个园区，4.0和5.0园区都已进入规划选址阶段，该园最近两年已拿到合计近两亿美元融资。此外，杭州孵化器最为特别的一点，是孵化器运营者和创业者，很多都是阿里巴巴出来，骨子里深深刻着阿里巴巴的烙印。

　　成都：2015年，成都仅高新区就新增37家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四川省目前共建成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260余家。“青蓉汇”、众创空间联盟，成都创客坊、蓉创茶馆、E创空间等10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