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60周年阅兵的30个方阵中，北理工参与了22个方阵的装备设计和研制，参与数量和深度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以至于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大阅兵里的武器装备，不是北理工研制的，就是北理工参与研制的。”这其中饱含了该校几代科技人员的心血，印证着它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理工大学迈进的坚实步伐。

　　这样的成就如何获得，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掌舵北理工10年之久的校长胡海岩院士，他深谙厚积薄发，学科融合之道，又兼具国防科技与基础学科的左右互搏，相辅相成之术，在“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大道上，北京理工大学正在稳步前行。

　　作为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校，不能“就事论事”仅仅将目光盯在工科上，它想要走向一流，必须追本溯源，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的话，才会拥有原创的核心技术，也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纵深上实现更大突破。

　　陈志文：如果别人问，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作为校长您会如何来作答？

　　胡海岩：我们通常说它是一所具有鲜明国防科技特色的研究性大学，首先突出它是具有国防科技使命这样一个特点。同时又要强调它的研究性，也就是说它同时培养高端人才，为国家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当然了，面对不同的群体，我可能又会去强调它的某些不同的方面。

　　陈志文：也就是说维度不同，角度不同，北京理工大学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胡海岩：比如面对一帮孩子，我会对他们说北理工的足球在全国高校中是绝对的第一名，这句话一说，就可以赢得小伙子们的一片掌声。

　　如果是面对比较专业的听众呢，我会告诉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的是以火箭、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我们为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以及新中国的军用电子工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培养了很多人才。

　　比如像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们“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院士就毕业于北理工，也就是说，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学科是非常强大的。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的雷达专业和坦克专业也都很强，我们是国家唯一设立坦克设计制造这样完整体系的学校。

　　陈志文：我记得您是2007年当了院士，也就是那一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做校长，这一晃十年了。您现在对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理解、定位或者它的发展的考虑是什么？

　　胡海岩：对于一所大学来讲十年不过是一个瞬间。在我的观念中呢，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十年它往往只能走一步。

　　来北理工之前其实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它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院校。来到这儿之后呢，才慢慢地体会到它的这种红色的基因。它的延安精神的传承，那么，当然也体会到它建校几十年来，为我们国家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所做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所传统的军工院校，实现了五个转变。那么今天回过头来又有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我们依然在那五个转变之中，这五个转变里面比较容易说的就是从原来以军为主，转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我们现在讲要面向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同时要面向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再比如就是我们过去是一所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现在是理工并重，相互融合，同时又有工理管文协调发展。

　　只不过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理工并重，交叉融合”。这十年来，我们认为这方面进步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自己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国防科技为特色的学校，它如果要走向一流，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有强大的理科，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这样的话，才有原创性的一些想法，才能有原创性的技术。

　　陈志文：我特别注意到你强调理工的结合，在这方面有什么跟我们介绍的？

　　胡海岩：首先是队伍的建设，我们不仅是从海内外，著名的大学，中国科学院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年轻的学者，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培养自己的优秀的学者。近年来，最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培养出了年轻的学科带头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就是建立了一批理工交叉融合的这样的学科平台，在此之上鼓励优秀的学者和我们的国防科技的相关专业去交叉。这样我们的工科有这样一个基础做支撑，一些非常源头性的想法可以去实现了，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相互促进。

　　决定大学这样的复杂系统本质变化的是那些“慢变量”，只有所有的子系统协调发展都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因此，摒弃急功近利，吸取国外先进大学经验，扎根中国，符合规律的良性发展才是正道。

　　陈志文：1995年扩招以后。高等教育一个飞速的发展，各大高校也都进入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特别是学科方面的扩张，那北理工能否做到围绕学科核心这个逻辑来进行扩张呢？

　　胡海岩：这是一种理想，大学崇尚学术自由，每个教授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不敢说我们所有的扩张都是这样理性的，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成分，但我们一直主张就是不去搞大而全。我多次在很多场合坚定的表态，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我们是多学科并重发展的一所学校，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的融合。

　　如果是某些教授们提议要去发展一个学科，这个学科跟我们已有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这个学科很重要，或者说这个专业毕业的人就业很好，是不能打动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的。

　　陈志文：您曾经留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在美国杜克大学也待过两年，能否比较下这两个高校的风格和区别，并谈一下对于国内高等教育从它们那里可以借鉴到什么。

　　胡海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当年是非常优秀的一所工科院校，美国的杜克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私立大学，所以完全两个体系，两种风格。但如果要是概括讲的话，我觉得斯图加特大学让我体验到德国人的那种严谨和细致。而杜克大学，则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那种创新和自由。

　　特别有感触的是，德国对孩子的教育在知识方面的灌输很少，对做人的培养非常多，就是要有一定得规矩。后来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同样使我感受到这一点，杜克大学尽管它很崇尚创新，学术也很自由，但是大家还是要有规矩，就是你不能违反规矩乱来。

　　比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你不能随心所欲，人的成长有规律，大学的成长同样有规律。所以我最近在面对一些社会人士或者是教育界以外的人士，谈到大学的时候，我都谈到就是说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体育有体育的规律，奥运金牌的这样策略拿到教育界来做恐怕就要出问题。

　　北理工呢，我觉得如果要是简单比较的话呢，它可能更像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一些，工科为主，培养工程师。我经常将德国人的那种认真、仔细的习惯向我的同事们传播，要求他们严谨严谨再严谨。如果大家做事都非常认真了，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了，如果是连基本的严谨都没有，我还真不敢让大家就是说以创新作为第一使命。

　　陈志文：对，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还没学会走就要爬”，而且严格讲创新是什么，我认为创新就是要解决你遇到的问题，找到的办法，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创新，一上来创新那叫破坏。那你觉得高等教育的规律都有些什么？

　　胡海岩：一开始我谈到了，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十年可能是走了一步，百年是完成了一个阶段，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颠覆式的变化。所以你就不能着急。

　　“决定这样的复杂系统，它本质变化的是那些慢变量。”那么对大学来讲呢，慢变量是决定它水平的最重要的事。就如同你必须看可以看很远，但要做好眼前的事，你不能太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不仅是毁了大学，也毁了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这个规律在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可能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同样，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人们在描述它，分析它的时候，就要一个子系统一个子系统的来看待。那么，整个大学的发展，不是说一个子系统好了，它就好。有时候人们讲，我们只要有一两个点是亮点了，我们就是一流大学了。我不太赞同这样一个的观点，只有一两个点好的话，恐怕还不是一流大学。喜马拉雅山肯定是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高原基础上出现的。同样，这些子系统之间是强关联的，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一流大学，说它科学研究做的特别好，人才培养很差，这肯定也不是一流大学。同样，这所大学学术研究也很好，人才培养质量也很好，校风特别差，这种也不成立。所以一定是强关联的这些系统必须协同的发展，协调的发展，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学校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建设“双一流”，放眼世界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肯定是快速提升的捷径，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但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扎根，在此基础上产生人才孵化效应，长远来看，还是要立足于自身如何能够培养出好的人才。

　　陈志文：说双一流我们回过头来看，“211”“985”最近一年特别热闹，社会舆论好多人在批“985”，有不同意见。北理工应该属于“211”“985”的受惠者，您怎么看“211”“985”的功过呢？

　　胡海岩：我从受惠者的角度谈，还是一般人的角度谈？

　　陈志文：超脱一点。

　　胡海岩：我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作出决定，重点来建设一批高校，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回想“985”，尤其是“211”实施之前，中国的高校当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

　　陈志文：我的观点和你一样。我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件事，从历史看就是对的。

　　胡海岩：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局面，如果再不实施像“211”这样的工程，去重点支持一批学校，然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加强高等教育建设，那中国高等教育没有今天。所以我绝对是一个支持者，当然由于它只建设了很少的一部分学科和一部分学校，大部分学校没有受益，所以我想可能反对的声音很强。但是它对其他学校起到了带动作用，对于确保我们国家完成当时所确定的各种目标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志文：我觉得和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是有关系的。“双一流”现在正式推出来了，您又怎么评价新时期的这种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工程呢？

　　胡海岩：我认为“双一流”和“985”、“211”假如说有不同之处的话，首先就是它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了。因为当年的“985”“211”只是比较笼统的讲要如何提升水平。但是现在要进入“双一流”建设的话，都是有具体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陈志文：它比较符合工科人的思维。

　　胡海岩：它不再像当年一样是一句口号了。当年如果说是在20年前，中国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大家可能把它当做一句口号吧，现在肯定不是口号，对北理工来讲，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陈志文：针对国家“双一流”，您对北理工有什么样考量或者想法？

　　胡海岩：对我们来讲，我想可能最常用的那句话还是叫做“扎根中国，世界一流”。如果没有扎根中国，那么世界一流没有任何意义。不久前，我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我的观点，要用三把尺子来度量“双一流”。一把尺子是大学本源，一把尺子是教育规律，还有一把尺子就是人民满意。那么这里面，人民满意实际是社会效益。实际上就是扎根中国的体现。扎根中国不是说这所学校办在中国，它对中国的意义和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要起到推动，甚至是引领的作用。

　　陈志文：现在讲“双一流”的时候，大家纷纷动手干的一件事就是抢人才，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胡海岩：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既有长远的考虑，又有现实的考虑。如果从长远考虑的话，我认为一流大学它自己就应该培养出很多很多的一流人才，它不用太着急去抢，它可以用它的一流人才跟别的大学去交换人才。因为我自己也感受到，你自己培养的人才如果不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历练一下的话，他的视野是不够宽的，但是短期的话，现在毕竟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所以大家就千方百计要从世界名校来引进人才，不管是华裔的还是外籍的，只要是优秀的我们都想要，就想要快速有一个提升，这是现实的考虑。

　　陈志文：这也是客观的，的确在短期可以产生效率。

　　胡海岩：是的，对这种做法我肯定是不会反对，但我同时又经常跟我们很多同事谈我的观点，还是要立足于长远，立足于自己怎么能够培养出人来，如果你太追求这样的短期效益，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教育规律是相悖的。

　　所以近年来引进的人才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到海外去读博士，工作一段再回来，他有北理工的基因，经过了在其他名校开拓视野，提升能力以后再回来呢，我觉得比较适合于我们这片土壤。

　　陈志文：对于优秀的人才来说，你觉得北理工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或者长处？

　　胡海岩：这个问题特别难，不是说你这个问题出的难，而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作难度特别大。因为我们生活成本很高的一个城市。北京又有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这样我们就要去讲我们自己跟人家有些什么不同，我们会跟他讲我们学校的信息学科很强大，最好的世界排名能排到世界前五六十位，它的研究水平很多是跟国际接轨的。

　　第二个我们会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营造了一个理工融合的氛围，人才来了之后，可以跟老师们一起来培养学生等。

　　第三个就是我们做国防的，我们有很充裕的研究经费。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真正能不能打动人还是在于这个年轻人他究竟想做什么。我感觉最终可能还是事业留人，就是他觉得到这里来，能成就一番事业。

　　陈志文：您在北理工做了十年校长了，满分十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

　　胡海岩：我希望能够在六分以上，但是最高达到八分左右就好了。

　　陈志文：您以前做南航校长，然后做北理工校长。在做教授和做校长的这种身份转化间，你觉得这里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胡海岩：我从教师到校长的这个转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在前面没有人或者是缺人的情况下，走上大学的管理岗位。当校长的最初一两年，我觉得完全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原来我只是对自己负责，对我那两三个学生负责就行了，现在一下子要对几万人要负责，最初的感觉就是睡不着觉，有压力。

　　陈志文：我注意到，您曾经将大学建设概括为“大楼，大师，大气”。大楼大师都可以理解，大气怎么讲？

　　胡海岩：我觉得用大爱、大气都可以，就是指的这所大学它要有高远的志向，要有担当的精神。不要老去想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不要天天就是想着自己。你如果说是大爱，就是对民族的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那种责任感。你如果讲大气的话呢，同样也是希望能够站在北理工的肩膀上放眼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