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 宋溪制图

二孩政策放开后,你我的耳边,少不了几个发着如此牢骚的小两口。

　　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夫妇多为双职工,以及延迟退休越说越真的大背景下,“谁来带二孩”,远比“如何养二孩”更棘手。

　　于是,“70后”、“80后”的回忆被唤起,那些开在胡同里、大院中的托儿所,何以荡然无存?旧年代的托幼机制,能否在新时代找到机遇?

　　曾记否

　　“托儿所是邻居小朋友共同的记忆”

　　上午7点50分,寒风中的冯可目送着3岁半的儿子,一步一颠地蹦进了幼儿园的校门,随后裹了裹略显臃肿的羽绒服,一转身跨上电动摩托车——他得在40分钟内,赶到远在十公里外的单位。

　　这样的生活,冯可至少还得过两年:“老婆说要再生一个,我立马说不行,想都别想,到时候一个在家,一个上幼儿园,我管哪个?”

　　当了三年多的奶爸,冯可有些怀念自己的童年。那时的北京城没有这么大,父母上班下班不当“候鸟族”;冯可自己,从两岁就寄放在胡同里的托儿所,直到幼儿园、学前班,算得上无缝衔接:“我爸妈反而没有我现在的困扰。”

　　对于托儿所,冯可还有着模糊的记忆,托儿所的开办人是胡同里的陈奶奶,一个退休在家的和蔼老人。托儿所就开在陈奶奶的家中,班里有五六个小朋友,全都是两三岁,还未到幼儿园入学年龄的幼儿。

　　那时的托儿所,没有如今许多的教学理念,只有“排排坐吃果果”的简单看护,从冯可的家到托儿所,大约三分钟的距离。每天冯可父母上班前,就把他抱到托儿所,下班再接回来。时至今日,冯可也不知道托儿所有没有正式的资质,陈奶奶已驾鹤西去:“这家托儿所是邻居小朋友共同的记忆,一直开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冯可的回忆,与许多“70后”、“80后”有相同之处,彼时的京城,拥有为数不少的托儿所,它们或由企事业单位主管,代为托管下属员工子女;或为社区居民自办,帮助邻居托管幼儿园入学前婴幼儿。

　　“现在大家都会说,孩子养到上幼儿园就好办了。前三年除了让爸妈带,没有任何办法。”孩子两岁时,冯可曾寻找过类似的托儿所,却发现无论是身边的社区,甚或是整个京城,“托儿所”都成了过去式,“现在都说二孩,可是没人能在家看孩子,怎么生?”

　　生存难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

　　然而在幼儿教育专家范佩芬眼中,曾经的托幼机构逐渐消亡,乃是必然的结果。

　　“0到3岁的孩子需要大量的护理和照顾,在集体生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还是家庭抚育更适合孩子。”在范佩芬看来,二三十年前的父母,将孩子送到托幼所、托儿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前的各种因素都已产生变化,托幼机构也就逐渐不被人们需要了。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尽量不磕着碰着,孩子的心理需求更是无法得到满足。”范佩芬表示,托幼机构消亡有多个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今的父母逐渐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认同公共机构并不能帮助孩子的心理成长,并给孩子足够的心灵抚慰。

　　与此同时,随着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孩子的祖父母一辈和父母,都越来越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这也导致托儿、托幼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生源。

　　“要想做好托幼所,需要大量的人手,而现在人力成本太贵了。如果国家不投入,要想办一个好的托幼所,收费一定得非常高。但收费高了,很多家长肯定觉得还不如自己带呢。我就听过很多人说,出去上班挣的工资还不够给保姆的。”范佩芬表示,现代社会灵活的就业,也让许多女性有机会在有了孩子之后,暂时从职场中退出回归家庭,等到孩子大了再重新找工作:“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分配工作,没有回归家庭后还能再有找工作的机会。”

　　60岁的王丽(化名),就在尝试开办社区托儿所的尝试中铩羽而归,在她看来,政策、市场乃至父母的心态,没有一条能够支撑托儿所重现江湖。

　　“我去社区问,人家都说没有这个政策,开幼儿园要求的资质可严了。”王丽心中的托儿所,只是代小区父母照看2至3岁的幼儿,来北京照顾自己孙子的她,结识了社区中许多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有看孩子的需求,大都是老人在做牺牲。尤其是老家在外地的,好多老头子老婆婆两地分居,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北京帮子女看孩子。”

　　然而需求并不能转换成市场,王丽曾向邻居夫妇暗示,可以帮着带带孩子,却被对方以“怕孩子太闹累着您”为由婉拒:“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放心,怕我看不好。”

　　即便是专业早教机构,对于“幼儿园前”的孩子,也大都持谨慎态度。石景山区一家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推出了幼儿托管业务,但一直没有业务上门,只得不了了之。

　　需支持

　　“抚养孩子带来的精力压力甚至重于经济压力”

　　“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有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放心。”32岁的王郁,去年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一岁多的宝宝,带给一家人无尽的欢乐,也有苦恼——由于公公也还在外地工作尚未退休,一家人只能让身体欠佳的婆婆外加一名育儿嫂带孩子:“现状就是,育儿嫂看着孩子,婆婆看着育儿嫂。”

　　在王郁眼中,“托儿所”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规范:“幼儿园也出了不少问题了,家长还是敢送孩子去,就是因为有一定的标准。可托儿所呢?我们这一代人,托儿所什么样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了。”

　　实际上,托儿所并非没有标准可依,早在1996年,北京市便公布了《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2010年,卫生部还颁发了《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说明,办法“适用于招收0至6岁儿童的各级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只不过在实践中,遵循各种规定建设的,多为适合3至6岁儿童的幼儿园。

　　“大家都明白,孩子越小越难带。对于托幼机构来说,3岁以下幼儿的托管风险很大;对于家长来说,也怕出问题。”家庭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表示,以往的幼儿园,多是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建设。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拾托儿所”并非不可能。

　　赵忠心建议,为破除父母、托幼机构的顾虑,政府应作为婴儿阶段托幼机构的牵头人,由有实力的企业或社区组织自主建设。

　　“少子化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趋势,所以鼓励生育不只是一句口号,不是动员一下年轻夫妇就行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赵忠心表示,鼓励年轻夫妇生育,首先就需要破除孩子抚养带来的压力,其中精力压力甚至重于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推出多层面政策,如延长产假、陪产假,为多子女家庭减税以及建设托幼机构:“从目前看,大幅度延长产假并不现实,许多在职业上升期的妇女也不会乐意。那么建设托幼机构就很必要,我认为政府应该出资建设婴儿阶段托幼机构。”

　　缺政策

　　“我们国家缺少对小年龄孩子的关注”

　　尽管不赞成发展托幼机构,范佩芬同样认为,国内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婴幼儿的社会配套建设。

　　“我们国家还是缺少对小年龄孩子的关注和投入。”范佩芬最近几年多次到国外的社区考察,发现国外很多托幼中心都是社区成立的,“其中有很多志愿者,有些就是社区里孩子的妈妈,孩子们都在托幼中心玩,志愿者帮忙照看。”

　　此前,范佩芬在区政协会议上提交过议案,但一直也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咱们社区里现在有医疗机构,有老年活动站,为什么就不能有婴幼儿活动站呢?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人’而不仅仅关注钱了,但为什么不能从起步就关注呢?要知道在人的成长中,三岁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国家应该重视儿童成长中的薄弱环节。”

　　范佩芬表示,现在的低年龄孩子,仍然缺少一个宽大的活动空间,缺少自由交往的伙伴,空间、场地、人员,都可以由社区的婴幼儿活动站来完成,由社会机构来补充:“小区的孩子平时到婴幼儿活动站里玩,孩子们就能回归到本质生活中,有玩伴,而不是‘独’在家中。活动站办起来了,也会有专业的志愿人员来做指导,帮助父母、老人建立更好的育儿观念和方式。”(北京晚报 吴楠 周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