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起，出身中医世家的汕头大学中医教研室主任、汕头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肖咏博士决定，不再收徒弟。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肖咏的内心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一边是面对社会上一些唱衰中医的言论，他想用自己所学改变这一现状；另一边是朋友们介绍来的徒弟，其意不在系统学习中医，只是想用最短的时间学几个“独门”药方，然后自己开诊所赚钱。

　　徒弟们学医的急于求成，让肖咏对中医的未来充满忧虑：在西医学加速东渐、现代医疗装备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国粹的中医在这场现代化进程中还能否保持“中国味道”？

　　一些中医药专业学生“硕士不硕、博士不博”

　　让肖咏感到忧虑的，不只是徒弟们期待通过学几个中医药方实现一夜暴富。他最揪心的是，作为教师和附属医院医生亲眼目睹到的中医药教育现状。

　　连续几年担任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官后，肖咏发现，一些中医专业的研究生“硕士不硕、博士不博”。在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临床答辩环节，只要问及书本上的脉诊知识，大多数考生能把100多种脉象倒背如流，但问到中医脉诊的每个指头对应哪个脏器、怎么搭脉时，大多数考生不知所措，甚至有人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考生在中医专业学了三五年甚至八九年，如果连脉诊都摸不准的话，就甭提让他们准确判断各种脉象背后的病理了。”肖咏认为，这与社会上一些人对中医疗法的否定和排斥有关，也反映出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过于偏重西医，忽视中医经典教学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记者在一些开设中医药专业的高校调查时发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中医学所开设的专业课程中，中医和西医课程比例为6∶4；也有学校开设的解剖学、生化、化学实验等西医课程约占专业课程总数的一半；还有些中医药院校开设了名为“临床医学”的纯西医专业。

　　“在大学学习时，中医学专业学生学的主要是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针灸学等中医课程，也开设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课程，同时还学了不少西医课程以及公共课程。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本科5年，英语、政治、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和中医、西医课程大约分别占了1/3。”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石晓燕说，“说实话，学了这些课程确实是中西医似乎都懂一些，貌似可以宽口径就业，但我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后发现，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我都不怎么精通。”

　　偏重西医的评价体系加速中医“去中国化”趋势

　　实际上，一些中医药大学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西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各种评价指挥棒的影响。“在中医学界，现在有种很不好的导向，就是在论证某个病例时，只要谁不用西医所广泛采纳的现代科学测量标准，谁便是落伍者，或者被打上伪科学的标签。”据肖咏介绍，西医标准在中医临床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一个目前尚不能准确评估的严重后果——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退化，“中医思维的退化，对中医药的发展是致命的”！

　　肖咏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记者在走访多家中医院及中西医结合医院时发现，现在，真正用中医手段和方法诊治疾病较多的，还是那些年纪较长的老中医。而大多数年轻的中医大夫主要依靠医学仪器设备和体检报告，代替“望、闻、问、切”。对于仪器给出的诊断结果，他们往往给患者推荐使用的是西药，很少或基本不会用中药。

　　“当然，除了医疗行业以药养医的潜规则驱使医生偏好使用西药外，其实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退化和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上过度强调现代科学指标导向，以及中医药专业学生对中医价值缺乏认同，也是中医加速‘去中国化’的重要诱因。”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潘毅说，如果中医专业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缺乏信心和兴趣，就不会立志一辈子从事中医。

　　截至2015年底，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有45.2万人。但是，目前中医和西医新增就业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每年中医新增岗位不及西医的零头。2002年至2010年间，我国中医执业（助理）医师人数只增加了42253人，不到西医师增加人数的十二分之一。

　　“与西医注重治‘有病’不同，中医关注人的生命全过程，在一个人的身体还没‘亮红灯’前就开始着手‘从上游捞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主任医师谷晓红认为，中医从治未病到治有病，再到善终，无不体现出中国式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东方哲学思想。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曾有个别高分学生好不容易考进来后，3年都适应不了，最后还是选择离开。所以，后来我们非常注重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学生入学时都有一个很神圣的宣誓仪式，每个学生都要宣誓做一个大医精诚的医者，而且我们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谷晓红说。

　　中医现代化不是西医化

　　尽管一些中医药大学正在想方设法试图捍卫一些弥足珍贵的中医传统，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医药和中医药教育的“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中医现代化绝不是倡导西医化！当前的中医现代化存在巨大的认识误区！”潘毅认为，用现代科学方法可以精确检测出各种中药的成分含量及疗效，这对于提高中医的用药水平和为西医提供丰富的药源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它相应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用西医所广泛采用的现代科学方法提取的药物成分几乎无法复现中医药本身的药理作用。比如，中药黄连经过提取后变成了黄连素，可能保留了黄连原有的清热泻火、燥湿解毒等部分疗效，但本质上已经变成了西药。

　　“从事现代中医的人如果没有基本的西医基础知识，也可能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比如，高血压诊断，中医能从脉象判断出来，但血压究竟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有西医手段和体检报告来配合诊断。问题是，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医究竟需要多少西医知识才算基本？”潘毅说，“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有点像翻译。我们把杜甫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同样，将英文的杜甫诗歌翻译成汉语，味道也可能不一样。总之，被翻译的，永远是被损失的一方。现在中医的西医化，其实道理与此相似。”

　　谷晓红认为：“在中医和西医之间，我们不应有门户之见，不能为了维护传统中医而排斥其他。比如，传统的中医通过看舌苔来观察胃病，而引入胃镜后，就可以借助仪器更立体地观察器官病变。这个恰好对中医辨证非常有好处。

　　“中医、西医交流是必要的，但把两个不同体系硬结合在一起，或许不是最佳的一条路。”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认为，中医要有自信，但不能凭空自信。国家政策支持是一方面，但如果忽视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一味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全盘照搬西医体系，也会有问题。中医在探究学理和方向把握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本报记者 柯进 万玉凤）